陆定一与“双百方针”的由来

建国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的不只是一般的宣传工作，如报纸刊物、广播电台，范围相当广泛，包括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等领域。作为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如何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艺术，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他觉得，束缚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解除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艺术有可能发展得更快些，中国具有这方面的条件。

1953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利用和平方法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1956年，三大改造胜利实现。后来有人认为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过急了一点，但无论如何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没有疑义了。这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对于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这些有利条件说明，中国存在着加快发展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的可能性，而要使它成为现实，还必须加以正确的领导，实行有效的方针政策。这些问题，陆定一一直在摸索着。当时强调学习苏联，苏联确实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也并非尽善尽美。陆定一对苏联的一些做法曾产生过怀疑。他说过：“1928年底到1930年夏天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驻在莫斯科，开始还是感到苏联是相当民主的，许多问题一直传达到党的支部，让党员们讨论。后来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在哲学界就进行了一次大的斗争，被批判的是德波林。德波林是苏联老一代哲学家，是哲学界在革命胜利后唯一没有逃往外国的一位哲学家。斯大林当时为了批判他，派了几个人专跟他学习，学了以后就回过头来批判德波林，并用苏共中央决议的形式，说他是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还是世界观的范畴，戴上‘孟什维克’的帽子，就是政治问题了。在别的学科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生物学界，树立李森科，打倒摩尔根学派。甚至工厂的设计也只听‘权威’的，设计出来的厂房或机器，都是千篇一律。在文学艺术领域，也是扶植‘权威’，只有权威才是对的，反对‘权威’就是错误的，都要受批判。这使我想起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我怀疑，这样的办法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吗？但我又不懂，讲不出多少道理。不过，我不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待科学和艺术问题就应当是这个样子。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又主管这些方面的工作，因此就要多想一想这些问题。”

就在这前后发生了几件事情使陆定一深有感触。

一件是一位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学了苏联由李森科所倡导的米丘林遗传学，建国后他是北京农业大学主要负责人。他以粗暴的态度批判和压制持摩尔根遗传观点的教授。党中央了解这些情况后，调动了他的工作，让他到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他的思想并未改变。有一次，陆定一和他谈话，他仍贬低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摩尔根学派主张到细胞里去找“基因”，而“基因”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不但如此，请他编中学的生物学教科书，他不写“细胞”一课（后来请他补写了）。陆定一已经看出他的“门户之见”。问他：物理学、化学找到了物质的原子，后来又分裂了原子，寻找出更小的电子、质子、中子，还有各种各样的粒子，难道这也是唯心主义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物质是可以无限分割的。摩尔根学派分裂细胞核，找出脱氧核糖核酸，这是极大的进步，是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苏联以米丘林学派为学术权威，不容许摩尔根学派的存在和发展，我们不要这样做。应该让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工作，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在竞争中证明究竟哪一派是正确的。这个同志很好，他照办了。因而我国的遗传学的研究就有了成绩，超过了苏联。

再一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要编写一部中国史教材，他们知道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古代史的分期看法不一致，这两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究竟应采用谁的观点呢？他们拿不定主意。于是向中宣部请示。陆定一说，这是学术问题，应当由地下发掘的资料，由专家研究来确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陆定一把这件事情向毛泽东报告了。毛泽东很风趣地回答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中宣部如果去管这些事，请马克思来当部长，恩格斯当副部长，再请列宁也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

这二件事情的解决，使陆定一感到学术问题应该放手让专家们自由讨论，才能繁荣、发展，支持一种观点、一个学派，压制另一种观点、另一个学派，必然会窒息生机，使学术界死气沉沉。

在此之前，“百花齐放”的口号已经提出来了。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据龚育之、刘武生的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中说，“1953年中央决定要中宣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组织三个委员会加以研究，7月26日中宣部提出三个委员会的名单，8月5日中央予以批准，毛泽东还对各个委员会主任的人选批了意见。当时，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但是，50年代初这两个口号都只是分别向一个领域提出，而且“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并没有公开宣传过。

陆定一对这个问题却是格外重视。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他提出：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我国学术、艺术、技术的水平，并且使新的一代也能得益。为了发展自由讨论，又必须与党内、党外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门户之见进行适当的斗争。主要是要党员做模范，并对党外知识分子做说服工作。有少数党员，在党的面前以专门家的面目出现，宣称党不能领导他，同时却在非党知识分子面前，用党的牌子来压人，不许别人批评自己，只许别人称赞自己，并且打击那些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人们，粗暴地干涉自由讨论，这样来建立自己宗派主义的统治，这种现象是不许可的，是必须同他们进行斗争的。”这是陆定一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阐明学术问题应当容许自由讨论的主张。

他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这个观点，则是在这一年的4月。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陆定一在这次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毛泽东多次插话，周恩来、康生也插过话。

陆定一的这个发言，虽然没有提出“百家争鸣”这个词语，但他主张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要让知识分子自由讨论，不赞成支持一个学派，反对另一个学派，实际上就是开展“百家争鸣”。

第二天，即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他在发言的第五点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陆定一说过，在这之后，最高国务会议召开以前，开过一次小型会议，参加的人不多，有毛泽东、陈伯达、陆定一，其他还有谁参加他记不清了。他要我们到中央档案馆查看会议记录，可能是这次会议规模太小，也不是一次正式的会议，所以什么也查不到，只看到最高国务会议的记录。